傅佩荣《一本书读懂西方哲学史》奥古斯丁:经历悔改的圣徒

202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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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对敌人的仇恨,仇恨之心在我们内心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我们打击敌人而给敌人造成的伤害

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p89)

信仰是去相信我们所未见到的,而这种信仰的结果,是看见我们所相信的。(p90)

万物的和平在于秩序的平衡。秩序就是把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p91)

奥古斯丁(354—430)是拉丁教父的代表人物。他的生平富于戏剧性。年轻时学习文法修辞,成绩优异但生活散漫。他受西塞罗作品的启发,矢志追求真理,接受了摩尼教的观点。

摩尼教为摩尼所创。他把古代波斯人查拉图斯特拉的善恶二元论与诺西斯主义、基督宗教的某些教义混合,宣称世界由善(光明或善神)与恶(黑暗或恶神)两种始元所组成。人的生命兼具善恶二元,亦即灵魂与身体相互争斗,因而没有自主及抉择的能力,也无所谓报应。

奥古斯丁20岁时,在迦太基创办了一所修辞学学院。由世俗的眼光看来,他是成功者。后来,他去拜访摩尼教主教浮士德,但无法解惑,臂如,为何善恶一直冲突而没有结果?人类思想有无确切性?线年,他遇到米兰主教安波罗修(333—397)。尽管奥古斯丁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到此时才真正用心去理解其教义。

386年夏季某日,他在花园中散步,听到隔壁一个小孩不断喊着:“拿起来念!拿起来念!”于是,他随手翻开《圣经》,读到《保罗致罗马人书》,第13章,13、14节,内容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顿悟信仰与道德实践的密切关系,于是决心信奉耶稣,行善避恶。他于387年受洗成为基督徒,388年前往非洲,391年在希波受命为神父,396年受命为主教。他的代表作有《忏悔录》与《上帝之城》以及许多宣传教义与批驳异端的著作。

奥古斯丁并未明确区分哲学与神学,那是因为他认为基督宗教的“智慧”是整体的,人的理性要努力了解基督信仰,并在其光照之下,认识世界与人生。人也是一个整体,由恩典而信仰上帝。理性可以提供论证,但需要道德实践配合,其目的是使灵魂得救,与上帝会合。理性有助于一个人准备接受信仰。换言之,宗教权威并不能使理性全然盲目。

哲学家首先要探讨的课题是:知识是怎么回事?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知识是正确的?

对奥古斯丁而言,知识是为了追求真理,获得智慧,由此得到真正的幸福。但是,知识的确切性何在?在这一点上,他受到怀疑主义的启迪,肯定感觉有其作用,也有其限制。当某人说“我觉得如何”,“在我看来或对我而言是如何”时,我们只有尊重他。但是,由这种相对立场可能引发互相怀疑的后果。怀疑未必不对。我知道自己在怀疑,那么,至少“知道我在怀疑”是真的,是一件不可怀疑的事实。人有怀疑能力,这一点使奥古斯丁确信真理的存在。

最精彩的是以下推论。当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时,该怎么办?我若肯定自己存在,而自己其实不存在,那我可能受骗。但是,我若不存在,又怎能受骗?奥古斯丁说:“若我受骗,则我存在。”这句名言使人想起一千两百多年之后的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来,奥古斯丁深受柏拉图学派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他因此而摆脱了唯物论,肯定有“非物质的实在界”以及“恶是一种缺乏”。但是,基督宗教的启示,使他可以大步跨越出去。他以“位格神”取代非位格的“善”,由此使万物的存在彰显出明确的目的,亦即,要让人类顺利回归于神,而不是泛泛地提出某种善的理想。同时,身为基督徒,必然肯定创造论(世界是由神所创造),而不可能接受流衍论。于是,他把理型安置于上帝的观念中(亦即上帝心中想到了这些理型),如此可以保障理型的存在论地位,亦即,理型并非化生而成,也无任何变动。由此出发,奥古斯丁推演出一套完备的教父哲学。

奥古斯丁在探讨知识问题时,提出三层次的观点:最低层的是感觉作用,是灵魂运用身体器官为工具所产生的活动,这是日常生活所必备的。其次,处于中层的是心智依理型所作的判断,这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知识。最高层的是心智直接观想永恒的智慧。值得再作说明的是后两种。

由于奥氏肯定理型位居上帝观念之中,那么,既然肯定人的心智可以认识理型,那么,人是否可以认识上帝的本质?

答案是:一,一个人可以辨认理型,但未必知道其究竟真相,此中关键在于人还需要“道德上的净化”,否则易受世俗干扰。二,理型在上帝观念中发挥着“生发观念”的功能,它们是上帝给所有人的“光”,使人心受到启迪,可以看见永恒真理的不变性与必然性。因此,人可以认识真理,但并未看见上帝。

上帝是“可知的光”,人的心智“在上帝中,借着上帝,经由上帝”,才能理解一切可被理解之物。这种神性之光有如太阳,使心智可以看见永恒之物。理型的层次高于人的理性(亦即心智能力),因此,在神性光启之下,理智才可理解真理(亦即理型)。“光”并不涉及观念内容,而涉及人类判断的形式,亦即,依理型来辨别某些观念是否必然而永恒。

奥氏认为,上帝除了创造及监管万物之外,还须以“光启”使人心了解永恒而必然的真理。而永恒真理的存在,又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试问:人的心智如何了解比人更卓越的真理?答案当然是:因为有上帝存在并作为真理的基础,而上帝的光启保障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奥氏著名的“光启”理论。

接着,他说:“这个世界以及一切可见之物,其安排、秩序、美妙、变化及运动,都在默默地宣告:它们只能是被上帝所创造的。”这是由受造物来证明造物主的存在。他还提出比较特别的共识论证:除了少数人过分堕落以外,凡是使用理性的都“共同承认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

我们在中世纪哲学这一部分,将会看到许多哲学家不懈地论证上帝的存在。(p90)他们力图为变化的宇宙找到永恒不变的基础,这自然也是爱智的特征之一。不过,他们即使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位上帝也未必等同于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因此,我们应该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相关的论述。

那么,上帝有何属性?宇宙显示的规则与秩序,昭示了上帝的智慧与善。上帝是自存的、永恒的、单纯的,超越了时间与空间。万物都在上帝之内,而上帝又外在于万物;上帝在万物之前,也在万物之后。奥古斯丁为了说明创造,提出典型论。他说:上帝从永恒就知道他所创造的万物。上帝观念中有万物的“典型”,他预见了他所要创造的一切。上帝的知识与活动不可分开,他“知道”万物的典型,自然就“创造”了万物。万物是上帝的本质之“外在的、有限的反映”。他后来补充说:典型存在于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亦即圣言。

换言之,上帝从“虚无”中,自由地创造了世界。为什么要这么说?若世界是上帝由“无形式的质料”(混沌)所创造,则混沌岂不独立于上帝之外?奥氏对此提出驳斥,他说:(1)质料若是“绝对的无形式”,则等同于虚无,则无异于说上帝由虚无创造世界。(2)质料若有某种不完全的形式,则表示它有接纳形式的能力,亦即不等于虚无,那么它也须由上帝自虚无所造。此一质料在时间上并未先于形式,而是与形式同时被造。

由于《圣经》记载上帝在同一时间创造了万物,又记载上帝创造万物共需“六日”,为了协调这两种说法,奥氏接受种子理型之说,亦即,万物受造时处于胚胎状态,然后在时间中开展。由此可见,教父哲学必须以《圣经》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为其提供合理的解释。我们明白了这一背景,就不必多做苛责了。

人是由身体与灵魂所组成的。奥古斯丁把“人”定义为:使用会朽坏的尘世的身体之灵魂。灵魂是生命的原理,与死亡不兼容,所以灵魂不会死。这显然出自柏拉图学派的教导。

问题是,灵魂是自存的,还是上帝的一部分?动物与人不同,其魂是会死的。而人的特点是,灵魂可以了解不朽的真理,并由此证明其不死性。此外,因为灵魂渴望幸福,所以理应不死;否则,这种渴望就是无谓的。灵魂为上帝所造,但创造的细节则难以说明白。

奥古斯丁与大多数希腊哲学家一样,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但是,他明确指出,真正的幸福只有在上帝那儿才可以找到。人间万物无不处于变化生灭之中,灵魂只有在上帝那儿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奥氏由此主张“爱的伦理学”。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立志寻求上帝,爱上帝与爱邻人,即是追求至高的善。这套伦理学强调意志的动力,也就是爱的动力。他说:“我的力量如何,我的爱也如何。”

意志是自由的,因而有可能会偏离正途,亦即,趋附于可变的万物,或者在追求精神境界时“未能”与上帝相联系(臂如,为了求美而享受艺术品,或者为了求真而研究知识)。人生的正途在于趋向上帝,一切言行都是因为爱上帝的缘故。人意识到上帝制定的道德律,它刻在人心上,有如“金属烙在蜡上的印记,而金属却不留在蜡上”。因此,人的本性是趋向上帝的,但只有借着遵循那“反映上帝永恒法则的道德律”,人才可能达到本性的动力所要求的目的。因此,意志是自由的,但它同时必须承担道德律的责任。爱上帝是一种义务。

奥古斯丁是宗教家,深知人间的各种罪恶。那他如何解释“恶”呢?在这里,是专指道德的恶。他认为:恶是人的意志背离了上帝。上帝不可能是恶的原因,亦即,上帝不可能创造恶;恶是人这种受造物的意志背离了无限的善所造成的。因此,恶是“从本质堕落而倾向于不存在…倾向于制造那注定消灭之物”。意志本身是善的,但若缺乏正当的秩序,即出现了恶。对此,人要自己负责。

奥氏从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那儿学到,“恶是一种缺乏”,而不是任何实在的东西。(p92)这种说法可以用来回答摩尼教的二元论。由于恶是“缺乏”,我们就不必考虑“把恶归因于善的造物主”,或者“发明一个绝对的恶始元来说明恶”。于是,“恶是善的缺乏”这种说法在后代基督徒中得到广泛的肯定。

区分了善恶之后,人类社会依此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上帝之城(以耶路撒冷为代表),二是世俗之城(以巴比伦为代表)。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由此展开。人类的堕落与得救,耶稣的降生与复活,上帝的计划与实现,一切全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奥古斯丁担任希波城的主教,而希波城在他临终前正处于蛮族围攻之中,西罗马帝国也即将覆亡。身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局中,他却依然满怀信心,在诵读《圣经》声中安然辞世。

既然区分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那么,自然会把有组织的天主教会当作前者,而把俗人组成的国家归为后者。奥古斯丁说:“没有公义,国家岂不是一伙强盗吗?一伙强盗又岂不是一个小王国吗?”世俗的国家没有真正的公义,因为真正的公义要求对上帝献上他所应得的敬拜。国家是武力的工具,其根源在于原罪,人们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联合。相对于此,教会以“天上的行为原则”来管理国家与社会,要求人民为了爱上帝而彼此相爱。因此,教会优于国家。这种观点成为西方基督国家的共识。但是,教会如果忽视或遗忘自身的“天上原则”,就会变得与普通国家没什么两样了。基督徒也是如此,不能只是卖弄口号而已。

总之,奥古斯丁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哲学系统,其盖顶石是基督宗教的信仰。此后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哲学大体表现了类似的架构。

奥古斯丁的母亲摩尼卡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则到临死前才受洗皈依。他16岁时就到迦太基学习修辞学。在这个充满声惑的大城市,他很快就有了情妇,并生了一个儿子。他的私生活复杂,但是学习成绩极佳,并且始终保持探讨线)

奥古斯丁在罗马也创办过一所修辞学学院,但由于学生逃避缴费,使他必须另寻一份差事,到米兰市政府担任修辞学教授。在米兰,他听到主教安博罗斯证道,开始对基督宗教产生好感。后来听说圣安东尼在埃及沙漠中的苦修生活,内心才出现深刻的向往之情。(p90)

奥古斯丁在诵读忏悔诗时辞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后人如此记载:“凡是阅读奥古斯丁有关神圣事物作品的人必定获益不浅,可是,如果能听见或看见他在教堂的证道,进而有幸与他深谈的人,必有更大的收获。”(p92)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曾师从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曾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奖项。

傅教授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成就。1990年以来,傅教授每年开展200多场哲学讲座,还多次应邀前往马来西亚、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地华人社团作传统文化讲座。近年来,亦曾多次受邀在中国大陆演讲。著作逾百部,中文简体字版有《向庄子借智慧》、《哲学与人生》、《智者的生活哲学》、《自我的觉醒》、《解读论语》、《解读庄子》、《解读老子》、《解读孟子》、《儒家与现代人生》等。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 13:13-14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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